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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财产性判决履行情况的几点思考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信息来源: 司法警官学校法律教研室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03日 【字体: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产性判决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和执行中存在的种种原因,财产性判决的适用率高履行率低,刑罚执行效果不理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将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作为可以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对财产性判决履行问题的解决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财产性判决 履行能力 减刑 假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刑事案件中财产性判决的适用率较高,但实际履行率低,致使财产性判决成为“空判”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客观上损害了刑事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于2017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将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作为可以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如果罪犯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则应当从严适用减刑、假释,甚至不予减刑和假释,对于财产性判决难以履行的问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一、财产性判决履行的现状

  财产性判决,是指判决罪犯承担的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判决,以及追缴、责令退赔、罚金、没收财产等判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产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重要,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在逐步扩大,在我国刑法当中,有200多个罪名可以单独或者可以选择适用财产刑,侵犯财产型犯罪、经济型犯罪、职务类犯罪案件,往往涉及罚金、没收财产、追缴、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等判决内容。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为惩罚内容的刑种,是对犯罪分子进行经济制裁的一种刑罚方法。财产刑和自由刑一样,都属于罪犯应当履行的刑罚。赔偿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罪犯应履行的民事赔偿义务。追缴赃款赃物是刑事诉讼法中为剥夺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所得,挽回国家、集体和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而采取的一项财产处分措施。财产性判决是生效刑事裁判判决主文的一部分,财产性判决的履行包括财产刑的执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履行,以及追缴犯罪分子赃款、赃物、没收违禁品等强制措施,罪犯在其财产性判决未履行完毕前,对国家或被害人都负有缴纳或支付财产的义务。

  实际上,在刑事案件中,财产性判决的适用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的执行难度比较大,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判决的执行也是这样,罪犯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刑事裁判中财产性判决部分,致使该部分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不了了之,刑罚执行的效果不理想。案件判决后,真正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与判处涉财产部分案件的数量是不成正比的。大部分财产性判决并未进入实质意义的执行程序,有的仅是在有查扣在案的赃款、赃物或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主动缴纳的情况下,才正式进入执行程序;有的即使进入了执行程序,也因种种原因无法执行到位,财产性判决不能得到实际履行,往往就不了了之。    

  二、财产性判决履行率低的原因

  财产性判决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和执行中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况,使得很多财产性判决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执行,其效果的发挥大打折扣。财产性判决“执行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顽疾。财产性判决履行率低,其原因主要是:

  (一)各类主体对财产性判决的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着较为浓厚的“重刑轻民”、“重主刑轻附加刑”的刑罚执行观念,对被告人及其家属来说,认识不到财产性判决的性质是一种刑罚种类或民事赔偿义务。他们认为,财产刑与罚款无异,不能“又打又罚”,除非缴纳财产刑能够为之带来预期的利益,否则,其对抗情绪就会很大,在执行过程中很难得到被执行人的配合,更别说积极主动地履行了。在司法系统内部,执法观念陈旧,对罪犯实施经济制裁的理念未能落到实处,财产性判决也长期得不到重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与对罪犯自由刑的严格执行相比较,对有关财产刑及财产部分判决的执行却相对随意。往往关注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执行,因缺乏激励和惩罚的双重机制,执行难度大的财产性判决常常被忽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犯罪控制模式,社会公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法制文化中的重刑思想严重,因此,要接受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是罪犯认罪悔罪的一种表现、是刑罚执行效果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新的理念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刑事判决没有考虑被告人财产状况,罪犯确无能力履行财产性判决。一方面,刑法没有规定确定财产刑数额的具体标准,也未将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明确规定为判处财产刑的依据,因此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不了解,财产刑的适用存在随意性、盲目性,致使审判实践中时常发生判决的财产刑数额与被告人财产状况不相适应,没有考虑到财产刑适用的目的和效果及罪犯的经济状况,进而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另一方面,侵犯财产型犯罪的犯罪分子多数本人或家庭生活贫困,大多数无正当职业,游手好闲,靠犯罪来获得非法收入,犯罪分子确实没有财产,对附加的财产刑确无履行能力;案件起诉到法院时,被告人可供执行的财产非常有限;而且赃款赃物的处理不规范,侦查机关扣押、冻结的财物被移送到法院的很少,不能切实为法院执行财产刑提供保障。

  (三)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未与减刑、假释挂钩,罪犯履行财产性判决或其家属代为履行财产性判决大都持消极心态。《刑法》在减刑、假释中没有规定,如果被告人如果有执行能力而不履行执行义务时,则犯罪分子不应予以减刑或假释的规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亦只是笼统规定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实践中,部分服刑人员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财产性判决的情况下,仍被减刑或者假释,因此,罪犯主动履行财产性判决的积极性不高,相关法律法规被架空。

  (四)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具体。整个刑事诉讼法体系对财产刑执行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以说相当粗略,使实际操作缺乏法律依据及相关配套的立法规定;缺乏完善配套、有效的执行措施,导致了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的责任不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只作出了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的原则性规定,新司法解释增加负责办理减刑、假释法院,可以协助执行生效裁判中的财产性判决的规定,但缺乏配套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家属想交就交,不交也无人过问的后果。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对应的法律条文可供援引,具体程序和流程如何无法可依。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常可能涉及到对被告人财产的扣押、查封及银行存款的查询、冻结、划拨等,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缺少相关的规定,使刑事裁定书没有可引用的程序法律依据。

  (五)公安、检察院、法院三机关在财产性判决的执行上配合不够,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三机关在财产性判决的执行上配合不够。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财产,而且司法解释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的财物移交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实际上扣押、冻结财物被随案移送至法院的很少,不能切实为法院执行财产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财产性判决的执行基本上处于检察监督的视线之外。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往往是对自由刑和生命刑的监督,对涉及财产部分判决的监督力度相对不够。法律虽赋予检察院以监督权,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流程和规定,如何及时发现财产性判决执行中出现的违法或者不当问题,检察机关的手段办法不够。此外,检察院和法院对财产性判决的执行问题缺乏及时必要的沟通,检察院难以介入法院的财产性判决的执行活动,使财产性判决的适用、执行与监督相脱节而无法监督。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财产性判决履行上的体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司法实践中历来注重并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和实现刑罚的目的。随着对财产刑判决执行效果的重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区别对待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环节亦有相应体现。

  (一)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是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2年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即将罪犯是否积极履行财产刑和民事附带赔偿义务等财产性判决作为减刑、假释时从宽或者从严的情形考虑,以激励罪犯主动履行财产性判决义务。2012年司法解释施行后,调动了罪犯自觉履行财产性判决的积极性,主动履行的人次和数额明显增加,维护了刑事判决的严肃性。在此基础上,于2017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将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作为可以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如果罪犯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则应当从严适用减刑,甚至不予减刑和假释。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减刑、假释的性质及适用要求,规定“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减刑、假释的适用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二)从严的特定情形。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减刑条件从严掌握,且不予假释。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不积极退赃、协助追缴赃款赃物、赔偿损失,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被判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将不再有减刑、假释机会。

  (三)从宽的体现。财产性判决的积极履行是罪犯认罪悔罪的表现之一。财产性罪犯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积极性和其退赔赃款赃物的主动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而罪犯主观恶性大小又是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对于能够自觉赔偿被害人财产损失和积极主动履行财产刑的罪犯,可认定为其认罪悔罪的一个表现,减刑、假释时从宽考虑,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一方面有利于鼓励被告人自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刑罚执行的示范效应,对其他罪犯产生教育和引导的作用。如果罪犯确不具有履行财产性判决的能力,经提供相关证明并调查属实的,可以减免缓执行财产性判决,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可以依法办理减刑、假释。

  四、提高财产性判决履行率的几点建议

  财产性判决能够加大犯罪的成本,对贪利型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的遏制作用。因此,财产性判决能否得到切实地执行、履行关系到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能否实现。对于有财产、有经济能力却拒不执行、不履行财产性判决的罪犯,不仅刑罚的目的难以实现,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质疑和削弱,也不利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和伤害,不利于缓和与消除社会矛盾。提高财产性判决的履行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重刑轻民”、“重主刑轻附加刑”的陈旧刑罚执行观念,加大对财产性判决重要性的认识。“坐牢不赔钱、赔钱不坐牢”的思想不可取,被害人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其财产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是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积极改造罪犯的一种奖励性措施。犯罪分子对生效刑事裁判确定的义务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本身就是一种不悔罪或者说违法行为,这种行为本身说明其主观恶性的存在,或者说其改造不彻底,罪犯并非确有悔改表现,因而与刑法设置减刑、假释制度的初衷相违背,不应当予以减刑或假释,或者至少应当严格控制减刑的幅度。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转变观念,重视财产性判决履行情况,注重对被害人财产权益的保护,加强刑事裁判中财产性判决的执行、履行工作力度。罪犯应积极退赃退赔,履行财产刑,赔偿被害人损失。

  (二)完善财产性判决的履行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新司法解释已将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作为可以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实践中可以明确,被判处财产刑、附带民事赔偿或退赃、退赔的罪犯,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无论其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都应如实申报。对于拒不申报或有证据证明不如实申报的,视为故意隐瞒财产以逃避执行、履行,不具有悔改表现,一般不予减刑、假释;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除外,但减刑、假释的幅度应从严把握。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三类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还应当考察其是否通过主动退赃、积极协助追缴赃款赃物、主动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未积极消除社会影响的,则不予减刑、假释。在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中,重点查明赃款去向、罪犯狱内消费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对未退赃、未执行的罪犯进行法庭教育,告知其利害关系;对于拒不履行的,检察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建议法庭不予裁定减刑、假释或降低减刑幅度。通过将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赔偿与减刑、假释相关联,严格区分罪犯有履行能力不履行和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促使有经济能力的罪犯积极执行、履行法院的判决,想方设法筹集款项,通过各种方式把款项交到法院的户头上。同时,确保刑罚变更执行公平公正,未全部执行履行涉财判罚并非一律不能减刑。对确无履行能力的罪犯,只要罪犯及亲属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家庭状况证明、监狱提供罪犯狱内的亲属会见及生活消费的情况说明等书面材料,经确认核实后,也依法依规办理减刑、假释。

  (三)通过多种手段审查罪犯的财产性判决履行能力。第一,查清罪犯犯罪的涉案金额及赃款追缴情况。根据裁判文书,查清罪犯在犯罪中是否获利,获利多少以及赃款是否追缴。第二,了解侦查阶段对罪犯个人财产的掌握情况。根据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对罪犯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财产情况的侦查以及对赃款赃物下落的说明,审查认定罪犯是否具备履行能力。第三,调查罪犯在监狱内日常消费情况、家属上账情况、劳动报酬及家庭拥有房产和车辆、家庭主要成员工作等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罪犯的消费能力,应当将其作为认定罪犯履行能力的重要依据。第四,收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的罪犯财产线索。对于负有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应注意动员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罪犯个人及家庭财产情况的线索,予以查实,作为认定罪犯履行能力的依据。第五,审查相关单位对罪犯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相关基层单位对罪犯家庭及其经济状况比较了解,监狱可通过发函的方式与与相关基层单位取得联系,对于罪犯原居住地村(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以及罪犯原工作单位等机构出具的证明,在审查中应充分考虑。

  (四)创设新的制度,提高履行率。首先,建立赃款赃物规范处理制度。追缴或责令退赔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没收违禁品和作案工具、没收的财物和罚金等,是法院行使的一项法定职权,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无权行使。因此,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在向法院移送犯罪分子的权利凭证的同时一并移送权利凭证所载明的财产,确保案件到法院时犯罪分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其次,建立财产性判决预交保证金制度。在有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民事赔偿的前提下,动员被告人积极主动预缴保证金,并通过被告人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机构做工作,促使家属为被告人预交保证金,将是否预交保证金作为一个酌定的量刑情节。预交保证金是被告人认罪、悔罪的一种表现,对其适当从轻处罚,并无不当,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再次,建立全过程的督促制度,在减刑假释案件立案之后、审理之前向未履行财产刑的服刑人员发送敦促通知书。在审理过程中对服刑人员提供的履行能力进行公开听证,以确保公正。服刑人员确无能力履行财产刑的,不影响其减刑假释,而对有能力履行财产刑而拒不履行的服刑人员,不予减刑假释或扣减减刑幅度。

  (五)强化司法协作机制,增强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之间的配合与沟通。其一,对可能判处财产刑或附带民事赔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应一并查明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如扣押不动产产权证书、冻结银行存款或者根据其在家庭共有财产中所占的份额扣押部分物品等,形成书面报告。在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时,将书面报告及所控制的财产随案移送。其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应主动调查犯罪分子的其他财产线索和财产状况,并作出相应财产刑的裁判,且交付监狱执行时应一并移送罪犯财产性判决执行履行情况。其三,在财产性判决的执行问题上,检察院和法院应保持及时、必要的沟通,使财产性判决的适用、执行与监督环节互相衔接。此外,尽快建立监、检、法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实现执行、履行活动信息共享,提高财产性判决的履行率。

  (六)健全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机制,加强执行监督力度。一是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执行监督工作,以监督纠正来推进规范执行行为,维护刑罚执行的公平性和严肃性。二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涉案赃款赃物的扣押冻结工作纳入执法监督体系,规范赃款赃物追缴及处理。检察机关必须核实侦查机关移送的查封、扣押物品清单上载明的物品是否齐全、有无毁损的情况,并制作扣押物品清单随案移送到审判机关。三是建立财产刑执行法律文书移交备案制度。目前,检察机关完全接触不到关于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相关法律文书。应将相关法律文书或副本及时送交检察院,便于检察院适时介入法院的财产性刑执行活动。四是充分运用控告申诉机制,加强执行监督力度。当被执行人发现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裁判财产部分的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时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应就此展开调查予以核实,从而发现财产刑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七)完善立法,细化财产性判决的执行、履行程序法律法规。由于目前法律对财产性判决的执行规定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设计存在问题,造成人民法院在财产性判决实际执行工作中,对如何适用法律认识不统一,不规范,执行程序无具体、细化的操作流程。因此,关键是要在立法上完善财产性判决履行制度,使财产性判决的适用更准确,执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财产性判决履行的原则,明确财产性判决的强制执行措施、执行中止以及执行终结等执行程序可参照适用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并在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应法律中对有关规定作出完善和补充,以使财产性判决的执行程序有可援引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对罪犯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均作出明确规定,包括是否有履行经济能力的确认,缴纳退赔的数额标准与减刑、假释的间隔时间、减刑幅度和提请假释直接关联,对已证明有经济能力而拒不执行、履行的采取从严处罚措施,比如体现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适当延长、减刑幅度适当减少,不予假释;包括对罚金、民事赔偿款项如何缴纳入账等作出较为明细的规定。与此同时,创造条件并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加大随时追缴的力度,使随时追缴制度落到实处。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逐渐认识到财产性判决履行的重要性,并发布司法解释,将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作为可以减刑、假释的综合考察因素之一,明确了财产性判决执行、履行工作的有效衔接,为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良好的制度环境、司法环境以及人文环境是维护财产性判决履行的公平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基础,财产性判决的履行工作中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还将不断总结、不断完善,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罗素芬 岑皓瑜 刘苑竹)

  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0621.html

  2、刘志伟:《完善没收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若干建议》,中州学刊2006第2期。

  3、王志祥:《财产刑适用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出版。

  4、万志鹏:《没收财产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10月1日出版。

  5、李立众:《刑法一本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成》,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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